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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学的智慧【一】  

2017-01-28 16:03:11|  分类: ||||||||||||||||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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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学的智慧【卷一】 - ddmxbk - 木香关注家庭教育

 

帝王学的智慧【一】

    卷一 帝王用人术

  第1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因为项羽这样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

雄,但是却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了解一遍——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了: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ji)(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这就是说,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

  上面说的是一国的领导应该如何行事,而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在招募员工时可谓千挑万选,整个团队也称得上是兵强马壮。可是,企业经历了一段初始的亢奋后,紧接着面临的却是一片萧条惨局。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家报社的总编不识大体,做不好领导。据说,他总是抢着干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事事。反过来,他对手下人的“无能”总是表示不满,动辄训斥员工。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整个单位上下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接着,众人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这个单位也垮了。熟悉职场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社会屡见不鲜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两朝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做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预料,周厉王在逼迫得国民们只能“道路以目”之后,激起了“国人暴动”,随后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在古代,发生火灾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着上天的惩罚。于是,他赶紧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也都哭起来。这时,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现在火灾发生了,不过,幸亏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人患,这不也挺好吗?”

  孔子曾经说:“老百姓富裕了,做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破财消灾”的通俗道理,在这里成为一条深刻的“君道”——为人君者不应太注重琐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领导权力”这一关键性的东西,对人对事对钱财,何不放开一些呢?

  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都应“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权术,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恩赐下属,这样领导者的位子才能坐稳。上面所引述的《国语》中关于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好“专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厉王和荣夷公不听芮良夫的劝阻,结果三年后,国人放逐了周厉王,周王室从此衰微。联系到现实,我们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很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能不能使中国老百姓富裕起来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在经济生活中,生意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有钱大家赚”,而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做到“有钱大家赚”,你才有钱赚,不让大家赚,你也没钱赚——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运用不是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善于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第2节:挖掘人才的优点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

  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处理琐碎小事时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错;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宏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无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帝王统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迂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个道理。

  从前,商朝贤相伊尹在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膂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春秋时,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即法官)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张良的师父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里这样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会存在长短不同的现象,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曹操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用人观可以总结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来,如果当年刘邦让韩信当谋士,让叔孙通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这一原则,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晋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应该高;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秦朝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笼络人才。”诸葛亮所做的这些总结,就是用人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为这一标准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虽然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帝王学》的作者赵蕤(rui)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他这番话意思是说,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他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侯,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像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数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那么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鱼肉了。

  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讨不到,据说他甚至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器重他,他后来官至都尉。再后来,他又因与刘邦作战失败,怕被项羽杀掉而投奔了刘邦。可见,他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难能可贵的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并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如黄石公所说的那样,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出他的作用。

  孟尝君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孟尝君田文在齐国的时候,养士三千,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招徕,曾有门客对他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责怪他说他不该什么人都收留。不过孟尝君并没有听这个门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尝君被困秦国,在他试图逃出城的时候,他的门客中有善于学狗钻墙洞的,这个人钻出墙外,偷到了通行证;还有一个门客善于学鸡鸣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鸡都开始鸣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最终,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的人才逃过一劫。所以说,在善于使用人才的领导中,谁更会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无所长”的人,谁就可以做到更胜一筹,“泰山不择细壤,故能成其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3节:火眼金睛鉴英才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成为人与动物的首要区别——我们从来无法从动物中找到差异像人与人之间那么大的,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么,在芸芸众生中,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帝王学才堪称一门高深的学问,管理人也成为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没有一定经验积累和天赋的人,是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成功,那身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日子又过得安闲自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他们不是扎扎实实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而是见小利忘大义,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自制力差,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没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很伟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非常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理有据,犹如人的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样的话,此人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贵了,也看不出富贵的生活对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贫贱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他们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他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他们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而所谓“圣人”,则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的境界,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所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并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与愤世疾俗者的做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做;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退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做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喜欢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在朝廷里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无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纳,做一些诸如‘黑熊吊颈’、‘飞鸟展翅’之类的肢体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无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淡无欲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某位英雄豪杰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本有名的专讲谋略的书,叫《玉钤经》(亦即《素书》),据说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这本书中对所谓的“英雄豪杰”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属的举动,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总之,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其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率,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但是,世间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宏大量,喜欢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时讥刺苛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其所做的学问叫“儒学”,汉代儒生如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才,其类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范围内了。身为部门领导的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将人才用到最适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语》里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品质的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们要对人才品行的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识才是一门需要领导者兼具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大学问,历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识才上就占得了先机。

  第4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su)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顺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书?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九卿(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yong)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做事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至于有“骁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即便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既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玉钤经》上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做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禀赋,但是英才倘若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也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凭其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处理某事;假如能谋划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再者,如果力气过人,且也有勇气实行,但其智慧不能预谋事变,那么这样的人就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汉初的股肱(gong)之臣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就是这样。综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这两个人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失败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禀赋。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一个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帝王学》的作者赵蕤(rui)所说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动完全失败,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计”来救急。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

 帝王学的智慧【卷一】 - ddmxbk - 木香关注家庭教育

    5节:知人才能善任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旨在说明知人之难。怎样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节对这些经验又做了系统的归纳,想研究帝王学,就不可不细细揣摩下面的内容:

  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了解人是不容易,这是一种很耗费心智的活动。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上去很聪明,但他们其实并不聪明;而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正人君子,但他们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似乎很勇敢,但他们的品性其实称不上“勇敢”。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他们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也往往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也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

  当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人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为;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实则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崇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事物,没有大智慧的人,是处理不好这样的人与事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帝王学”的精妙所在。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的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决条件,陶朱公派幼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证。我们现在姑且把它复述出来,或许会对今人有所启发: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这个陶朱公后来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丰厚的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他同时还声称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感到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孩子欺骗了,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自幼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介绍和归纳。

  如果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然后看他怎么解释;要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可以出其不意地连连追问他,直到对方无言以对;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他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出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从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贞操,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淫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应;突然告诉一个人危险就在其身边,这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他的定力,可以看出他会不会酒后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繁杂事务的本事;突然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一事,以考察他的智力。姜太公说过,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此外,还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做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姜太公还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

  《吕氏春秋》里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姜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人与物,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以及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要考察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在他快乐时要考察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

  《人物志》里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自己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巴。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巴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仅仅是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的方法。”

  古人知人有理论,也有实践。据说,北宋名相吕蒙正就是一位善于察士知人的人。吕蒙正做宰相后,朝中有人想巴结他,自称家中有祖传古镜一面,可照见百里之外的东西。吕蒙正一听这种论调,就知道此人在瞎吹牛,是个骗子,但他并没有当即动怒,而是很幽默地说:“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小,何必要一面能照百里的镜子呢?”

  还有一次,皇帝想派人出使朔方,下令中书省选择能担当此任的人。吕蒙正很快便送上人选姓名,但皇帝没有答应,命他再议。第二天皇帝又问了三次,吕蒙正依然如故,三次推荐的都是同一个人。皇帝很是生气,便责问他:“卿为何如此固执?”

  吕蒙正不加思索地回答:“非臣固执,大概是陛下没有深思。”并肯定地说:“臣知道此人可以担当出使大任,别的人赶不上他。臣不想以谄媚来讨好皇上,以免误国。”

  在他的坚持下,皇帝终于任用了吕蒙正推举的人选,后来果然很称职。

  宋真宗景德年间,吕蒙正告老还乡,真宗曾前后两次到过他的家乡亲自探望他。皇帝问他:“卿的儿子中有谁可以担当大任?”

  吕蒙正回答说:“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中用,只有侄儿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却是个宰相之才。”后来,吕夷简因此知名,并受到重用。

  史载吕蒙正的朋友富言想求吕蒙正推荐一下自己的儿子,吕蒙正同意了,要求见一见他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时,吕蒙正竟大吃一惊:“此儿将来名位不亚于我,而功勋业绩更在我之上。”于是,就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身边读书。这个孩子是什么人物呢?他其实就是北宋时两度入相、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富弼。从上述这些事例中,吕蒙正可以说是一个知人有道的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关于“知人”的事例与道理数不胜数,只要用心去把握,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的知人水平就会逐渐提升。

  第6节:明主相人术

  为了在用人之前就能知人,古代中国的智慧谋略长河中就产生了“相人术”这样的支流。曾几何时,相人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入“封建迷信”中去,被斥为所谓的“传统文化糟粕”,这确实有点冤枉。以相人术鉴别人的道理,恰于中医的原理差不多,那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察人识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往往是从对人的外貌举止的观察中得出的——这方面又恰如中医中的“望闻问切”,所以不能忽视,更不能将其彻底否定。本节旨在从源远流长的相人术中摘取实用而合理的经验,并分类予以概述。清末儒将曾国藩结合他阅人无数的实践和两千多年的相术理论,总结出两句经典性的相人总则,可作为本节的提要:

  端庄厚重、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心存济物是富相。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做出决断,往往表示他是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即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基于这样的原则评价人,再兼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万无一失的相人判断。

  《相经》上说:“一个人的贵贱取决于骨骼,而寿命的长短则取决于其精神气质的虚实……人活的是一口气,凡呼吸匀长缓慢的人寿命都长,相反则寿短。骨骼坚硬的人寿长,但一生欢乐少;骨骼柔软的人寿短,但一生都会很快活。”

  下面引述的《左传》中的一些故事,可以作为以神情举止来预测其命运的参考和例证。

  鲁国的襄仲出使齐国,回国后说:“我在齐国听说他们准备来吃我国的小麦,依我看他们做不到。齐王说话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臧文仲说过:‘做国王的说话支吾含糊,就快死了。’”不久后,齐王果然死了。

  郑悼公前往晋国拜谢结盟成功。在举行授受玉璧的礼仪时,两国地位相等,东道国的君主应站在两楹柱之间的正堂,为客的一方则应站在东面楹柱的西边。不料,郑悼公却快步走到了东边。晋大夫贞伯见此情形后说:“郑伯恐怕快死了吧?他是在自己抛弃自己!他目光流散,脚步匆匆,不安于自己的位置,大概活不成多久了!”后来,郑悼公真的死在当年六月。

  公元前578年春,周简王命令刘康公和成肃公会合晋厉公去攻打秦国。成肃公在土地神庙中接受祭肉时,态度很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人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命。因此产生了行为、礼义和威仪的准则,为的是巩固这命。能遵守这些准则并维护它的人就可以得到福禄,否则就要遭殃。因此有德行的人对待这些准则总是很勤谨,老百姓也是尽力而为。勤谨莫过于恭敬,尽力莫过于老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尽力在于安守本分。国家中的大事,就是祭祀和作战。祭礼时供献熟肉和作战前接受生肉的仪式是人神交接的重大环节。现在成肃公那么懈怠,这是不要自己的命了。恐怕他再也不能回到本国了吧?”当年五月,成肃公果然死在了一个叫做“瑕”的地方(今湖北随县境内)。

  晋平公宠幸程郑,让他担任下军的输佐。郑国负责外交的官员公孙挥出使晋国,程郑问他:“请问怎样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公孙挥回答不上来。回国后对然明讲起这件事,然明说:“程郑要死了吧?不然就得逃亡。高贵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求降职,不会没有办法,位居人下就是了,有什么好问的?身居高位而求下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但程郑不是那样的人,恐怕是碰上迫不得已、要使他逃跑的挑战了吧?要不然就是他有老疑虑别人要迫害他的精神病,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害死吧?”第二年,程郑果真死了。

  周景王派单成公到戚邑去会见韩宣子。单成公目光低垂,言语迟缓。叔向说:“成公快要死了吧?大臣上朝都有一定的位置,会见诸侯时进退有一定的秩序。上衣的左右襟要在胸前交会,腰带的结子要打在前面。会见和上朝时所说的话,一定要让大家都听到,这是为让讲的事明明白白,有条有理。目光不能超出腰带结和衣领之间,这是为了让容貌端庄。用语言明确自己所说的事情,再用容貌加强它,丧失了这些准则就会有损形象。现在成公作为周王的特派长官,在朝会中传达周王的命令时,目光高不过腰带的部位,声音传不出一步远,神情萎靡不振,言语含糊不清。神情不振就无法让人敬重,言语不清就无法让人遵从。这都表明他已经没有守护身体的生气了。”单公果然就死在当年的冬天。

  宋元公宴请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酒喝得很快乐,两人说话中间又哭了起来。当时乐祁陪宴,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国君和叔孙昭子今年恐怕都活不成了吧?我听说,该悲哀的时候却快乐,或者该快乐的时候却悲哀,都是丧失心智的表现。清爽的心智才有魂魄,现在他们的魂魄都不在了,怎么能长久得了?”就在这一年,叔孙昭子和宋元公真的相继去世。

  邾隐公前往鲁国朝见鲁定公,隐公拿着玉圭的手抬得很高,脸向上仰。定公接受玉圭的手放得很低,脸向下俯。如果按照礼仪观察他们,这两位国君皆有死去或逃亡的征兆。脸仰得高,是骄傲的表现;身体俯得低,是衰颓的标志。骄傲近于昏乱,衰颓近于疾病。鲁国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况后表示很担心:“我们国君是主人,恐怕先死的是他吧?”后来,鲁定公真的死在这一年。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鲁国放回了被俘的邾隐公。卫出公与吴国在鲁国的郧邑(今山东莒县南)会见,吴国人包围了卫出公住宿的地方。子贡向吴太宰嚭求情,吴国人这才放了卫出公。不料,这个卫出公回国后竟然开始学着说吴语。他的公子年龄尚小,但是却有自己的见解:“君王你一定将不免于灾祸了,恐怕要死在吴国吧?你被人家抓起来关在那里,还要喜欢人家的语言,说明追随人家的志向是很坚定的了!”后来,卫出公终于死在他国。

  鲁襄公按楚国宫殿的风格建筑宫室,穆叔说:“《尚书?太誓》中说:‘人们所欲望的,上天必定听从它。’大王是想到楚国去了吧,所以才修建这楚式宫殿。如果不能再去楚国,也一定会死在这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真的死在了这座宫殿里。

  晋厉公派郤犨送孙林父去卫国和他见面。卫定公宴请苦成叔(即郤犨),苦成叔很傲慢。卫国大夫宁子说:“苦成叔要灭亡了吧?古时候设置宴席,是为了观察威仪和思虑祸福。所以《诗经》中有诗说:‘牛角杯弯弯,香甜的酒绵软。彼此交往谦恭温和,种种幸福自然光临。’现在他这么傲慢,这是要自取灭亡了!”过了三年,郤氏灭亡。

  公元前552年,数国诸侯在商任(今河南安阳境内)相会的时候,齐庄公和卫国国君公孙剽的态度都不恭敬。叔向说:“这两个国君必定不免于灾祸了!会见和朝见,是礼仪的经纬。礼仪,是政治的车辆;政治,是身体的守卫。怠慢了礼仪,政治上就会有过失;政治上有了过失,就不能安身立命。因此这两国必定要发生祸乱。”四年后,齐国发生了弑君事件,接着,卫国的公孙剽也被杀害。以上这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事例,都说明了人的内心灵气的征兆一定会通过形容相貌、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从而可以作为预测一个人命运的依据。上述事例,大体上可以说明这一道理。

  十九世纪著名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笔者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心活动与实际生活对人的相貌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应地,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相貌大体判断他的身份与经历。看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读者可能都很熟悉这样一个情节:福尔摩斯在看了一个退伍老兵一眼后,立刻就猜出了他的重大经历:在阿富汗当过兵,参加过两次重大战役,腿上受过伤,退伍后做烟草生意……在惊讶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人”是一门高深但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学问,是有规律可循也是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的。如果一个领导不会观察细节,不会“以小见大”,无法从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以及言谈举止上去分辨下属的品性,那么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挫折,这样的领导也很难说是合格的领导。

  第7节:成一流事业必求一流人才

  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喜剧电影《天下无贼》中的“贼头”胡黎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虽然这句话看上去是在搞笑,但实则以喜剧的形式道出了一条千古帝王学的真理——人才永远是帝王成就事业的最重要因素。自古以来,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中国历史上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后有刘备三顾茅庐之志,总之,这些历史事例都告诉我们:人才可得,事业可成。

  黄石公说:“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军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道混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后诸侯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无法一决高下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衰亡。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下面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吏,一天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侍从阻止他,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主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尚书》上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不料颜触也针锋相对地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颜触到前面去表明他是为权势,齐宣王到前面去则说明他礼贤下士。宣王一见颜触对自己持如此的态度,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并且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南面称王的还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戮,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有些人‘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帝王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受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无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的实际行动的人必然会有的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诤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只有将自己的姿态放低,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要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这不是在表示他们谦居人下并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俗语说:“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马不一定非要骐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无须他多么贤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贵,只要她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从前的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从前的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从前的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从前的人喜欢士人,大王却偏不喜欢。”

  齐宣王说:“国家没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会喜欢他们。”

  淳于髡说:“从前有骅骝、骐骥,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挑选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从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美味中挑选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贤士出现,才去爱惜,那么尧舜禹汤的贤士也就不会喜欢大王了。”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孟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你马厩中有上百匹好马,没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都是千里驹?后宫中的十个妃子,没有不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的,难道其中有毛嫱、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

  张敞在《与朱邑书》中说:“对饥人来说,糟糠都是美味;对饱人来说,美味都让人厌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有’还是‘没有’。从前陈平虽然很贤德,有才能,但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进入朝廷;韩信虽然有奇才,但必须在投靠萧何后才会被信任。所以,每个有才能的人想要发达,都有个时机问题。如果等有像伊尹、吕望一样的人来推荐你所需要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就无须通过你进身了。”

  《淮南子》说:“等有腰袅、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车可乘;等有西施、洛神这样的美女才纳妃,那终身别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时的英才出现而能获取的人,才会凭借现有的人才去使用他们。”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没有发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实事的人,不是拨乱匡时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诚信、聪慧的辅佐。”何以见得?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汉王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汉王责备魏无知,魏无知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你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如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好人,却对胜负的命运一无所益,陛下能靠这样的人打江山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人,只考虑到他的计谋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这是事实,但我们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汉王说:“说得好。”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打动;坚守节操的人,不能用刑罚逼迫。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以礼相待;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呢?郭隗劝燕昭王纳贤的例子就是明证。

  郭隗说:“为帝王者与老师相处,为君主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仆役相处。曲意顺从,虚心求教,才能百倍于自己的人才都会前来;求贤不持久,求教没恒心,就只会得到才能十倍于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颐指气使,只能得到奴仆,而暴戾恣睢,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黄石公说:“士人所依附的是礼义,为之而死的是赏赐。把礼义和赏赐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你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论语》中说:“眼力一样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一样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才会相亲相爱。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钦佩你呢?”

  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清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发昆仑,晚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心志瑰伟,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会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讨论这一问题: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武夫耻笑,不一定就不好,但如果被扬雄、司马迁所耻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要是被尧、舜否定,那样才算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们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姜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根据我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故事的考察,这是千真万确的。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母亲的苦劝,也不能挽回长平之战赵国的惨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商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作为陪臣陪嫁到有莘国;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一个在渭水河畔钓鱼的人,那样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则是机遇。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栋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栋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第8节:有好制度才有优秀的人才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与中原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说,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周武王问鬻子(yù,名熊,西周时有熊家族首领,其曾孙熊绎楚国始祖):“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鬻(yù)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苛是基本方法。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苛,严苛不能像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的方法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苛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地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废除,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终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设立内阁的作用只是作为皇帝的个人顾问,并且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国家所有权力于一身,大到国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皇帝的操控范围内。我们需要了解,在洪武和永乐两朝,这个严酷的制度对于整饬(chi)国家事务,是颇有效果的。但是,那样的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统治的时候,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那事必躬亲的无上权力开始逐渐萎缩。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稳定之后的官员们的诉求,并不是因为皇帝昏庸、懒惰才导致的。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文官体制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种体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的大义束缚皇帝,以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的“道德宪法”来约束皇帝,对皇权形成了掣肘(che zhou),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至于皇帝,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执行政治决定,皇帝也确实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到了弘治年间,文官体制更趋成熟,这种情况就已经是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虽然是国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了。比如说,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实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表示反对,说那样太浪费了,而且会扰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无可奈何。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则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两大事件,对整个王朝统治的走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制度的力量在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苦谏下显得巨大无比。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退居深宫,避开大臣们来做最高的决议人。当然,这两个皇帝动辄(zhe)十数年不上朝,则不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期,整个国家名臣辈出,学术思想也空前繁荣。君王无能或者懒惰的时候,国家往往人才辈出,这是历史跟人们开的大玩笑。

  说远一点,我们再看看后来的清朝。同样,皇帝一个人不足以全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们死守着手中的权力,不信任大臣,尤其是汉族大臣。但是,清朝的皇帝普遍给人勤政的印象,而明朝的皇帝呢?除了昏庸、懒惰,一般人大概找不出别的好词了。我们拿为很多人喜欢的乾隆皇帝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根据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看,这两个人非常相像,但是二人的历史名声则有着云泥之差!其实,两个人都是好玩好色、宠幸奸佞的皇帝,而乾隆的南巡次数远多于正德,他的宠臣和珅搜刮的钱财远胜于正德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即便可以说乾隆比正德在执政能力上有高明的地方,但是明清的体制不同,正德皇帝手下有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帮他,因此正德在治国方面不比乾隆差,他身后的嘉靖、隆庆皇帝统治期间,明朝的国势到达巅峰。

  也许,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区区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变成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在乾隆统治的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历史上,乾隆南巡的时候,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们(其实是“奴才”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皇帝南巡的随从,以接近皇上,讨得欢心,遑论进谏了。乾隆驾崩后,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国力可谓是江河日下,扼杀人才的制度使得整个神州大地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坏制度的巨大负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证明。

  总之,由于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项政治规定上已经接近于近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萎缩到那么小的范围,连立太子都身不由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到了满清时期,异族统治下皇权的畸形强大是中国在满清时代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对于他统治下的朝廷有个评价,就是“本朝无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么大的政绩,身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伟,他手下的大臣不过是给他跑腿办事的。其实,清朝大臣的能力并不见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于体制不同,一旦“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那么有多少人才也都会被制度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现代的领导者,必须要注意审视、反思自己单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否则,不仅招不来人才,即使人才来了,也会被浪费掉,最终导致本单位的事业与利益受损。

 

    9节: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称“黄帝”。颛顼(zhuan xu)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ying)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kù)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也显得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像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yu)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zhuanxu)、帝喾(ku)、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刘(备)抗曹(操)的时候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领导,往往是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那样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一样,绕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国的名将先轸(zhen)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过商量,任命大夫郤(xi)縠为元帅,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他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一个叫做“原”的小国,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现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直到这时,晋文公才开始使用他们。城濮(pu)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听从子犯的教导,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统治,从而导致国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这个标准,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个就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总之,统治的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了最后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

  所以,唐太宗时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他的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称为“人彘(zhi)”;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也被幽禁,最后遭到毒杀。刘邦死后,他的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cuan)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性格,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心存安邦定国的大志,在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他每次进军都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发动每次战役时他的军队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样,他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他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地留心各种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从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也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剑而斩白蛇,历经百战,最后获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非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后,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说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尚书》里也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里则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里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ji)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而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他二十五岁时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很漂亮,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看来,他年轻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冗(rong)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德的好皇帝。

  刘秀在位三十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汉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yan)。”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刘秀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子陵,你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子陵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跟他谈了好几天,请他出来做官,他执意不从,后来隐居富春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请好友柳亚子出山,柳想效法严子陵。毛泽东为此赋诗:“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里说到的“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甚至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公主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打死他。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他说完便一头撞到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刘秀赶紧叫小太监抱住董宣,但要他给公主叩个头,好让她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叫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两手撑着地,就是不叩。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指刘秀)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都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些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刘秀不但没有怪罪董宣,反而褒奖了他,给了他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而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事后,刘秀一直记着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刘秀派专人去看望,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刘秀感慨他说:“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问题是,像刘秀这样的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所以,现实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机制、制度才能保证每一个即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能成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总不能让亿万百姓用生命和血肉为代价,千秋万代地去碰运气吧!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那么前者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另一方面,汉文帝断案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后来又有人问虞世南:“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在内政方面,他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显得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他也仅次于秦始皇。总之,汉武帝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东汉史家班固在《武帝赞》里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继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那以谦恭俭朴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杰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德行,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也就是说,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风中长大的,其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叔、蔡叔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汉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样仁德,母亲钩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亲邑姜那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杰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可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的金柜,看了史官的记录后才醒悟的。假如让成王和昭帝都是从壮年才开始执政,换个时代,再换了辅臣,并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会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杰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杰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做了种种意欲谋反的事,但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讲的。

  曹操的军师郭嘉曾经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里是说法制运用得当的效果。

  《左传》里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里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由此看来,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se)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如果一个帝王对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治乱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所该具备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对于治国来说也无济于事。那些只能说是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怎么做好帝王可没有一点儿好处。南朝的陈后主、五代十国时期的后主李煜(yu)、北宋的亡国君主宋徽宗,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者词人,但是,他们的国家却无一不是亡在他们对于所谓“艺术”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过于注意这些事物,就决不是国家的福音。

  西汉时,丞相匡衡在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里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什么他前后会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倨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成为历史的垃圾,让汉光武帝刘秀一下给扫清了。”

  班固说:“王莽出身国舅,最初(yu)尊降贵,凡事必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chan)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可以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帝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在其所面临的局势比夏桀、商纣王还要险恶时,王莽却居然能若无其事地自命为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无天,荼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不久,人民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乱臣贼子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说王莽属于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他就是那种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当垃圾来扫清的人。”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他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他策划了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在给我的奏章里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话的表现罢了。但我也原谅了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蓄。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有名的七律,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给一个人盖棺论定,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cuan)权者,把王莽当作谦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广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期十七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屐(就是高跟的鞋子),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但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整天只知道夸官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他并来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钓誉的本事。长大后,为了让伯父大将军王凤提拔自己,王凤病重时,他主动悉心照料,亲自尝药,故意弄得一连几个月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王凤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动,临死时请太后和成帝关照他,使他当上了黄门郎、射声校尉。

  他对其他叔父也很孝顺,同时百般殷勤地结交当世英豪,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做事就越谨慎,待人也越谦虚。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车马衣物都送给宾客,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赈济穷人,家中一件多余的东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权臣都愿意和他交往。当权的人称赞他,说客游士们也到处宣传他,此时,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个叔父。

  王莽善于脸不红心不跳地弄虚作假。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在重病中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见。此后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提倡俭朴,反对高官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给下层官吏和穷苦的读书人。他母亲患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到大门外迎接,客人们看她穿得那么寒酸,还以为是王莽家的粗使女仆,后来得知其是王夫人时,贵妇们一个个惊得发呆,都夸王莽是个清正廉洁的人。

  就在王莽为自己精心包装的时候,汉成帝却正在温柔乡中与飞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纵欲,全部朝政几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地说:“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在这‘温柔乡’足矣。”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丧命于这‘温柔乡’了。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两家的势力潮水般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现了波折,这时他采取韬晦之术,上书辞职,退居新野,闭门读书,伺机东山再起。

  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韬光养晦的三年里,上书为他鸣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在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而浓浓地涂了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够多的“罪恶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因此,善恶之争才会成为古今兴亡故事的永恒题材。

帝王学的智慧【卷一】 - ddmxbk - 木香关注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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