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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帝王学的智慧【二】  

2017-01-28 16:17:42|  分类: ||||||||||||||||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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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学的智慧【卷二】 - ddmxbk - 木香关注家庭教育

             帝王学的智慧【二】      

    第10节: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zhuo),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高贵乡公曹髦(mao)曾经问朝臣荀顗(yi):“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光武帝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东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他自己虽然只活了三十四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曾经问侍从他的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爰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

  桓帝又问:“怎么讲?”

  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人们知道陛下既可以让大臣行仁政,也可以让其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ning)臣弘恭、石显,到了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只要一露头,我们就得慎重对待。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则臭名昭著。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chi),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另一个则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

  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十五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九年;冲帝刘炳,两岁即位,仅仅做了五个月皇帝;质帝刘缵,八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他为了进行围猎而占的良田绵延千里。他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中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三十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五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粱冀被没收家产时,财物达三十亿钱,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五人都官封万户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澎涨。当时世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意思是说他权能回天),具及为“具独坐”(意思是骄横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意思是说他无人敢碰),唐衡为“唐雨堕”(意思是说他流毒遍天下,如雨坠一般密集)。那个时候,单超则已经死了。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三百八十一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十六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然后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的是,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依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愤。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在这种局势下,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他们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就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显得同样的渺茫与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对于无权无势的太学生来说,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们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遭到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臣和太学生就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很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赃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该对他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贿,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被革职判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好不容易才官复原职,但此人耿直的脾气不改,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死党张成的儿子。原来,张成从朝中得知皇帝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们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就喜欢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缉、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了口,到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十二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蕃不谋而合。

  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侯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多,被罢官回家的人也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十七人封侯,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他们对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每次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根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公元169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里。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茔(ying),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他还先后建造住宅十六处,雕梁画栋,楼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国家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览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览手中。他恨透了张俭,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二十四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

  汉灵帝这时才十四岁,什么也不懂,便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

  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灵帝继续问道:“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

  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

  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

  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

  灵帝想了想,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爆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咸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或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

  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尽花样地搞声色犬马那一套,宦官们一门心思要让灵帝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他享乐,你任人唯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二十九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他当了五年官,竟然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整个国家彻底垮掉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地卖官敛财。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身为帝王的他在怕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她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元和元年(公元178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钱,县令级四百万钱。从此,大汉王朝的官就明码标价地卖起来了。他们母子俩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这些,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钱一个,九卿五百万钱,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的官职也上了市。到最后,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然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人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行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被恩准特别“减价”至三百万钱。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想请病假,皇帝却不准。上任途中,他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对于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生怕得而复失,于是把一部分钱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总之,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大哲人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惟一可以从历史中真正学到并记住的是事情是,人类从历史从学不到任何经验或者教训。”这句有点拗口的话,也一再被残酷的历史所证明——明朝末年,早已被如虎狼一般的官吏压榨干的百姓奋起反抗腐朽统治,流民起义遍布全国。国家连年征战,国库早已空虚,明朝既没有足够的钱应付起义军,也没有余力对付兴起的满洲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要求皇亲国戚以及大臣们捐资救国,不料,应者寥寥。崇祯帝想从自己的岳父身上开刀,不料原本要求征银五万两,最后只征到九千两——即便是这九千两银子,里面还有一半是皇后的私房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实,崇祯帝的个人小金库里白银何止千万两!“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自己都不愿捐资救国,还能指望大臣们吗?我们现在重读这样的历史,也许会感慨,这样的人不成为亡国之君,这样的政权不灭亡,天理难容!

  汉灵帝这样折腾国家,国家局势沦落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术了。当时有这么一首民谣唱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蜀地险要,孙权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那么,这三个人互相比较,到底孰优孰劣呢?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无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彧;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曹操不讲仁德,只用刑戮,可见他暴虐至极。然而,他闲谈时却好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shao)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帝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得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刘备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人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人也不能互相合作。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pi)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曾经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

  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

  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这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这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这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这证明他的英略。”

  当年,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以前的越王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俩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韬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岐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西晋前夕的景帝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帝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是为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入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他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他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侯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寻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他们,说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拼凑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当时的皇帝司马衷还是一个少有的白痴,这样的帝王怎么能面对这样的局势呢!然而,司马家族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政治机制的桎梏,既不可能像议会制那样去选举,也不可能像多党制那样去竞争,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已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各不相同的争权闹剧了。

  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晋惠帝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饿死不少,司马衷竟然荒唐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

  太子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们骨子里是从来不把民众、国家放在心上的。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史书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朝野上下,他威望都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巨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自己最后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虽然引起朝臣的担忧,但居心叵侧的人巴不得武帝选白痴当太子,一旦白痴即位,他们就可以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89年,五十四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的荒淫纵欲,一病不起。他的岳父杨骏趁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杨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

  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贾南风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大权独揽,惠帝成了傀儡,而贾南风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生来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悍妇,她和几个另有图谋的皇族朝臣串通一气,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宫廷中挑起了大规模而持久的互相残杀。晋武帝尸骨未寒,她就立刻策划、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剿灭了杨骏家族,囚禁、饿死了杨芷。后来,死于这场政变的不下万人。

  在铲除杨家势力的行动中,楚王司马玮起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得到实惠。很多无功的人反倒加官进爵。但更主要的是贾南风本人也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她又叫白痴皇帝下命给司马玮,让他进京讨伐司马亮,事成后又以擅杀之罪将司马玮和很多朝臣诛杀灭族。

  然而在这场滥杀滥捕的大混战中,白痴皇帝司马衷万事不关心,不是去御花园听蛤蟆叫,就是和宫女们嬉戏打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天子”。

  贾南风自己没有生儿子,司马衷只有一个儿子,并且是和一个才人生的。虽然父亲是白痴,但这个孩子倒很聪明,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要登高观望,这时,这个才五岁的孩子拉着他的衣襟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武帝大喜,从此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现在,贾南风怕白痴皇帝这个惟一的儿子继承皇位,便用计杀害了这个孩子。她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赵王、粱王和齐王(司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孙)率军攻入后宫,将她杀死。从此,统治集团的内讧由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司马懿的子孙们互相领兵杀来杀去,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在战乱中丧生的民众有数十万。历史上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如陆机、陆云等人也都在战乱中丧命,真正有头脑、有节操的如“竹林七贤”等不得不退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皇室的子孙们(司马氏的皇子皇孙共约五十七人,仅司马炎的儿子就有二十五人)在连绵不断的骨肉相残中亡灭殆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起到愍帝司马邺,没出五代人,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岁。

  白痴皇帝司马衷从此有如丧家之犬,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挟持他东逃西窜,最后被他的堂兄弟用面饼毒杀。司马衷在位十六年,大权先是被外戚杨骏掌握,后又被贾南风劫夺,继而八王争权夺利,战祸迭起,生灵涂炭,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深入中原参加内战。《帝王学》的作者赵蕤(rui)把司马哀的痴愚换了个高雅的说法曰:“荡荡之德”。

  白痴皇帝的灭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西晋王朝的大好河山在被司马氏诸王糟踏之后,继之闯入的是五头猛兽——鲜卑、匈奴、羯、氐和羌,这五大民族打着各类旗号,一个个号称“秦”、“齐”、“燕”、“赵”的王国先后在中原这块水肥草美、物阜丰饶的大地上建立起来,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烧杀洗劫。

  曹操为了劫夺大宝,苦心经营三十多年,诛杀汉室大臣、刘氏宗室多人,其政权维持不到百年;司马氏惨淡经营也是三十年左右,也将曹氏宗人诛杀殆尽,政权都没有维持到五十年,加上东晋(严格地说,东晋皇帝其实姓牛),前后也才共一百五十年。司马家族自杀加上他杀,最后也宗脉凋零。读史到此,不由不让人发出“天道好还”、“善恶相因’的浩叹!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帝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跋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趁称帝的刘聪和羯族帝王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后来,王敦兵败而死。

  如依史籍载,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其实司马睿姓牛,并非司马懿的后代。明代学者李贽在《藏书》中干脆称之为“南朝晋牛氏”。这一谜底说起来好笑:当年司马懿在世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本《玄石图》,其中有“牛继马后”一句谶语,所以司马懿对身边姓牛的人都要设法铲除。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牛金,一次他用一把特制的酒壶与之共饮。这酒壶设有机关,当自己喝的时候,可以倒出无毒的酒,而在给别人斟酒时就能倒出有毒的酒。他用这种办法毒杀了牛金。可是谁能抖到,琅琊王府中有一姓牛的小吏,与王妃夏氏私通有子,这个私生子就是司马睿。尽管司马懿机关算尽,他创立的政权还是落在了姓牛的手里。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事从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总之,人算人,彼此皆知;天算人,幽微难明。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

  桓玄,字敬道,其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像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雄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yu)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夏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山仰止’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他振臂一呼,即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他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无存;他又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很快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禺,广州遂被席卷;他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人和匈奴人被他的军威震摄,很快,南北双方之间的攻守、君臣之势就倒转了过来;他亲自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濒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像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这篇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华章,歌颂了几位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其中浓墨重彩刻写的就是这位“寄奴”——刘裕。

  刘裕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备尝生活之艰辛,因此养成终生简朴的习惯。他晚年当了皇帝,还在后宫独辟一室,珍藏着他曾用过的农具。

  刘裕在东晋末年南北朝混战之际,崛起于行武,终其一生,戎马倥偬。这位靠战争登上皇位的农家子弟,胸有韬略,勇武善战,确实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在刘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的时候,当时桓玄已经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对桓玄说:“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

  桓玄说:“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用者。等关、河平定后,再作打算吧。”可是等到他“再作打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后来刘裕南征北战,确实坐了天下,然而他为夺大室,为巩固政权,残杀了许多也许不该杀的人。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每当评点历史遇到滥杀无辜的人物时,总要在杀人的情节下加注一笔:“种毒了”或“又种毒了”,而到杀人者的子孙后来又被别人杀害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应一句:“毒发了!”

  公元410年,刘裕消灭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容超,送到建康将其斩首。燕都被破后,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余人被斩杀,家属一万余人没为奴隶,燕都被夷为平地。随后,他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剪除了和他一起举事的刘毅及其部属谢琨等人。另一个当初与他起义的是诸葛长民。有一天,刘裕邀他畅谈,当诸葛长民正为刘裕能如此推心置腹而感激涕零之时,伏在帐后的武士将他刺杀于座中。其他诸如卢循、谯纵等人,战败固然不免一死,但其部属、家族也被诛灭殆尽。

  公元418年,刘裕代晋称帝前,万事俱备,只因当时有一句谶语:“昌明(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之后有二帝。”他想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后再立一帝,以应“二帝”之谶。于是他派人缢死安帝,扶立恭帝司马德文,一个月后又将其刺杀。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不应否认刘裕在东晋和南北朝这一被学者称为“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混乱时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称帝者竟达一百四十五人之中,确实是一位茕然卓立的佼佼者,但他也播下了诸般“毒种”。这些“流毒”之“因”,在他身后都一一有了毒“果”。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两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无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他后,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加荒淫无道,最后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公元422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继位。虽然其父临终时对他说:“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志。”然而,恰恰是这几个人,不到一年就把他废掉,旋即把他活活打死,又杀其弟刘义真,然后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拥立他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等人一一诛杀,后来,名将檀道济与其子十一人也一同被杀。

  刘义隆即位初,四弟刘义康曾与之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他一直担心刘义康要篡夺他的皇位,一待地位稳固,就赐药毒死了这位皇弟。从此刘裕的“毒种”一发不可收拾,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连续不断,终于导致了刘宋王朝的覆灭。

  公元453年,刘义隆被其长子刘邵杀害。当年,其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邵、刘浚为名起兵,攻克建康后将其暴尸于市。刘骏即位后,因其父当年在考虑废长立幼时没选中他而是看重刘铄,便迁怒于彼,将其毒死。后又杀叔父刘义宣、十弟刘浑、六弟刘诞。在攻克刘诞镇守的广陵(今扬州市)后,刘骏将城内士兵不论老少全部杀掉,并将死者的头颅摆在石头城南岸陈列观赏。刘骏对父子兄弟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杀为一大快事。

  他的长子刘子业继位后,因幼时不为父爱,一登上皇位便大肆报复,凡是武帝信任的大臣全被诛灭九族,其中包括他的叔父刘义恭全家。这位年仅十六岁的皇帝,因为看惯了他父亲草菅人命,一旦手握生杀大权,比其父更加凶残。他杀了年仅七岁的弟弟刘子鸾兄妹三人后犹不罢手,还把其母殷贵妃从坟墓中挖出来侮辱。刘子业排列了一下刘氏接班表,发现继位的不是长子,就是三子,于是为消除后患,毒死了三弟刘子勋。

  纵观刘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无一不是宫廷腥风弥漫,岁岁骨肉相残。八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四岁。这不能说不可悲啊!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年间(公元429——493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力和功德,应当像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以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君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像刘邦和刘裕这样。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来引导,良师益友的规劝他们听不到,猥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他们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其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皆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宋、齐二代的五个废帝是指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南齐郁林王萧鸾、东昏候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这几个皇位继承人的共同特点是荒唐淫乱,嗜杀成性。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天塌下来他都不管,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淫秽宫帏。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就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后悖然大怒,让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他闻到身边一侍从身上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为了讨爱妃的喜欢,把阅武堂改名为“芳乐苑”,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行为乖张,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赌成癖,有的好偷,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总之,这些帝王的生活全部是乌烟瘴气、不成体统。

  后人在考察这些亡国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时,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失误。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养尊处优,只知玩乐,有如白痴。为其选择的师友都是名门望族的权责,加之大都是在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连起码的做人规矩都不懂。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又只能在这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指定或选择,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关系到国之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里作者提出的教训虽然是针对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观点对今人仍感困扰的子女教育亦不无启迪。归纳古人有关教子经验的总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择师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后尊。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们的个性,恰恰在于他们做了皇帝——把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给予了他们。权力,是一根其妙无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成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须超越任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质如果放在适宜的领域,很可能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的误会偏偏让他们当了皇帝,结果给人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前面所说的梁元帝萧绎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载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五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皇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他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像,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成了反面教员。

  遗憾的是,类似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墨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疲。高俅就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其后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三十七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嫔妃数以百计,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楼粉娃,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虏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虏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朱由校却是一个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可他又喜厌不恒,造好后只要有一点儿不顺眼的地方就毁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毁,毁了造,忙得不亦乐乎,废寝忘食。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

  荒唐的朱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明代为祸最烈的宦官魏忠贤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时,专拣他忙于木工活的时候去请示汇报,每次朱由校都极不耐烦地挥手说:“什么都要我决定,要你干嘛?你看着办吧!”久而久之,明朝实际上成了魏忠贤的天下。诸如此类的可笑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平心而论,也很难指责这些被强人所难地推上帝王宝座的人。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所喜爱的事业,也许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然而,历史和体制都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体制的悲剧。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先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陈国。

  隋文帝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他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

  杨坚怕老婆是出名的,因此皇后独孤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赶忙改口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叔孙通严肃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只好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嫡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历史上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皇帝,他拥有极端复杂的多重性格。常人很难想象,儒雅文明与残暴好战、贤良明智与无耻昏庸、极端现实与万分浪漫、对妻子忠诚的挚爱与对女色贪婪的荒淫竟能统统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这个对美好事物尤其是对美丽的女人有敏锐的审美感的鉴赏家,有成就的诗人,风韵独特的散文家,总想用带有强烈艺术性的政治个性来处理国家大事,但过分的个性色彩使他在历史上既有建树,又成了后世朝野皆知的昏君的同义语。无论是在正史、野史中,还是民间文学和传说中,他向来被描写成极端荒淫残暴的典型的亡国之君。但是如果杨广只是一个单纯的好色者和暴君,那他留给历史的绝不会是那样一幅错综复杂、悲喜交加的图画。

  其实,杨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明智的政治家。第一,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文职和武职的分离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隋之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长官,都是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集于一身。杨广在其父杨坚已经开始的改制的基础上,把地方的军事大权收归中央。这项改革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权力的组织化、制度化,从而起码从体制上解决了历来让朝廷头疼的军阀割据这一难题。

  第二,他恢复、完善了由秦开创后被汉废除的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

  第三,杨广完善了科举制,在他夺权继任的第二年,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试制度的保证。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都没有脱离杨广所设计的窠臼。

  杨广用写诗的浪漫情愫去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放荡不羁的想象去驾驶权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除了导致灭亡,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帝王学》的作者赵子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像母与子的关系。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土德本应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尚赤。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五行的代替,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在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依其本源,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各有其承继。怎么知道的呢?汉是尧的后裔,尧以火德称王,五行转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也是火德。袁绍当权时,耿包说:“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应进取。”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秦是颛顼的后裔,颛顼应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

  要想做成大事,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面对困难,首先要沉着冷静,临危不乱,这样才能让你的部下有信心。毫不犹豫,当机立断这才是领导者的大智慧,也是成事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四子齐王李元吉、三子李玄霸。李玄霸武艺高强,可惜英年早逝,一切军务都由李世民负责,齐王李元吉辅助。李渊称帝以后,按照长子为太子的惯例,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元吉因为受制于李世民,二人关系不和,就和李建成连成一气,共同对付李世民。

  最初的时候,李世民的势力并不是很强大,但是随着各地的起义军不断的被他剿灭,他的左右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其中的佼佼者如: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恭、程知节(即程咬金)等。因为李世民的战功卓著,所以威望很高,天下归心。相比之下,太子李建成久居东宫,没有出外领兵,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为此,不妨看看下面的大事年表——

  公元616年,李世民与突厥讲和,时年十八岁;

  公元617年,李世民攻占长安;

  公元618年,李世民平定陇西叛乱;

  公元620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降尉迟恭;

  公元621年,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活捉,而后攻克洛阳,王世充投降;

  公元622年,李世民大破窦建德余部,击败刘黑闼叛乱,刘黑闼跑到突厥躲避。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公元616年到622年的六年中,李世民东征西讨,几乎整个李唐江山都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李渊只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公元62211月,刘黑闼不甘心失败,纠集残部想抢回自己原来的地盘。李建成听了属下魏徵的建议,主动请缨出战,一则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二则可以笼络人才。李建成领兵一到,刘黑闼的部队一触即溃,李建成得胜而归。从此与李世民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但是碍于李渊还是皇帝,双方不好明争,只能暗斗。在这场兄弟间为了王权的斗争中,李世民充分展示了他果敢和狠辣的一面。

  公元624年,李元吉设宴请李渊、太子和李世民,其实是想借机杀掉李世民,没想到太子李建成怕李渊迁怒于他,废了他的太子之位,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动手。这件事没有瞒得过李世民,李世民虽然有心争夺皇位,但是因为李建成位居东宫已久,没有大过,如果先下手,怕难以服众,于是暗中和李建成较上了劲。

  李建成没有杀掉李世民,心中耿耿于怀,也在暗中积蓄力量。他先私自招募了二千死士,让他们作侍卫,同时推荐自己的心腹杨文干作庆州的总管,到时候好里应外合,篡夺皇位。这年夏天,李建成趁李渊到外地避暑,自己留守长安的机会伙同杨文干谋反,不料李渊事先得到密报,软禁了李建成,并命令李世民去讨伐杨文干。临行前李渊许诺,如果李世民平定了叛乱就立他为太子。不料,等李世民平叛归来时,李渊却改口说:“太子李建成经查没有参与此事,我已经重重责备了他。他也表示要痛改前非,今后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不要伤了和气。”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长孙无忌告诉他:太子和齐王买通了皇上的宠妃,早就把李建成给放了。李世民听了,说:“我今天一听到父皇说这件事就明白了。不过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现在父皇向着他们,我们不能明着来。再说,他们不仁,我不能不义,先看看再说吧。”

  公元626年,太子派人送来书信请他过去吃饭。长孙无忌怕是太子摆下的“鸿门宴”,劝李世民不要去。李世民却认为矛盾还没有激化,又有李渊压着,估计太子他们还不敢动手。于是动身来到东宫。李建成和李元吉见李世民来了,十分的热情。酒席宴上,二人频频给李世民敬酒,李世民不好推辞,就多喝了几杯。突然,李世民觉得一阵的头晕目眩,不由得栽倒在地上。李建成和李元吉赶紧让人把李世民抬到车上,送回秦王府。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李渊知道此事后对李世民说:“既然建成不能容你,病好之后带着你的人到洛阳去吧。”李世民知道这是让他和李建成划黄河为界分治,连忙拜谢。可等李世民康复,准备带领部下到洛阳去的时候,李渊又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去洛阳了。李世民知道这又是李建成他们搞的鬼,心想: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到时候可就怪不了我了。命令自己在各地的心腹,暗中招兵买马,培植羽翼。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李世民没有死,后悔当时没有往酒里多下点毒药。他们知道李世民经过这件事以后,肯定会有所防范,再下手就难了。于是改变策略,不惜重金,想收买拉拢李世民手下的人。结果房玄龄、杜如晦把礼物原封不动送了回来,尉迟恭更是连礼物带书信都交给了李世民。

  李建成见送去的礼物被退了回来,知道分化瓦解不成,就向李元吉问计。李元吉说:“大哥不必着急,我去见父皇,鼓动父皇不信任世民。世民征战四方,手下大将众多,父皇心中必有疑虑。我趁机让父皇下旨降罪世民身边的人,这样就可以削弱他的势力,让他人心涣散,到时候我们再下手除掉他。”李建成点头称善。李元吉来见李渊,李渊果然上当,传旨把尉迟恭打入天牢,准备斩首。

  李世民听说尉迟恭被打入天牢,知道李建成他们已经动手了。自己赶紧去见李渊求情,李渊见李世民苦苦哀求,只好答应免去尉迟恭的官职,把他放了出来。李世民回到府中,召集众人前来,不见房玄龄和杜如晦,一问才知道,李渊已经免了二人的官职,二人居家不出。大将程知节说:“皇上已经降旨,调知节为康州刺史,即日出京。知节誓死保卫秦王,不愿出京,还请殿下早下决心。”李世民环顾左右,说道:“诸位忠心跟随我,我感激不尽。只是现在还不到火候,诸位不要轻举妄动,若有动静我会通知大家的。”自己暗地里派心腹人到各地,让领兵在外的亲信们做好准备。

  李建成和李元吉见李世民没有什么反应,准备动手杀他,只是尉迟恭等大将还在京城,一时不敢动手。正巧这时突厥军队大举入侵,李建成提议让李元吉前去征讨,李元吉借机要求李渊允许他调动秦王府中能征惯战的兵马,并封尉迟恭为先锋。李渊同意了李元吉的请求。派人到秦王府调兵。

  李世民接到圣旨,知道到了该做决断的时候了。杀太子,夺皇位可是非同小可,必须同心协力才行。为了摸清手下人的态度,李世民不动声色,只等这些人说话。长孙无忌说:“殿下还是早做决断吧,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尉迟恭也说:“殿下,现在大祸就在眼前,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这时,又有密探来报:太子和齐王密谋在昆明池埋伏武士,只等李世民为齐王送行时,除掉李世民,然后逼迫李渊退位,太子登基,齐王为皇太弟。长孙无忌赶紧说:“如此形势,殿下必须先发制人,否则不可挽回。”尉迟恭和大将张公瑾也都随声附和。李世民见手下人都是一条心,说道:“好,既然诸位如此拥护于我,我也不会辜负诸位的。不过还要先禀告皇上,免得我们师出无名。”然后吩咐手下人去把房玄龄和杜如晦找来,自己进宫见李渊。李渊听了他的话,说道:“明天朕再审问此事,你先回去吧。”李渊的宠妃知道了这件事,赶紧密报李建成和李元吉。李元吉担心有危险,李建成却认为李渊是向着他的,自己手里又有兵马,不用担心。决定当晚就去见李渊,探听虚实。

  李世民回到府中,手下人说,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们已经是草民了,不敢违抗皇上的圣旨,来见秦王。李世民马上解下宝剑,让尉迟恭去请二人,并叮嘱如果他们不来,就拿他们的人头回来复命。尉迟恭领命而去,房、杜二人见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赶紧乔装改扮,来到秦王府。李世民料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夜就会进宫见李渊,马上调兵遣将,埋伏在玄武门,只等二人到来。

  果不出所料,当晚李建成和李元吉来到皇宫。眼看走近,李建成预感到不妙,拨马就跑。李世民那里肯放过,随后紧迫。李建成也不说话,取出弓箭,连射了李世民三箭,都没有射中。李世民反手一箭,正中李建成心口,结果了他的性命。李元吉想跑,被尉迟恭一箭射死。二人手下的兵将本来还负隅顽抗,看见二人已死,也都放下武器投降。李世民杀了太子和齐王以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逼李渊退位,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

  政治斗争虽然不像两军对垒、将士厮杀那样惨烈,但也是惊心动魄,一步棋走错,就会全盘皆输。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整个过程来看,李世民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每一步棋都小心谨慎。在斗争的前期,李世民沉着冷静,不管李建成他们如何折腾,自己按部就班,培植自己的势力,很多重要城市的守将都是他的心腹,例如洛阳守将张亮,都是手握兵权的重量级人物。在斗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又当机立断,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功夺权。

  相比之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谋略上就差了很多,几乎是把每一步行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连连失手的情况下,又铤而走险,使出昏招,准备在李世民为李元吉送行时杀掉他,这正给李世民创造了好机会,他正愁出师无名,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的。很多人都认为李世民虽然是有道明君,但他杀兄夺权的做法却是很不光彩。其实不然,历朝历代,王权更替,很多都是伴随着腥风血雨的,通过弑父、杀兄夺权的更是数不胜数。

沉着冷静,当机立断这是古往今来成功者必备的素质。沉着冷静,能让你看清纷繁复杂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当机立断,能使你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现代社会更是瞬息万变,只有那些沉着冷静,当机立断的人,才能把握机会,走向成功。

 

  第11节:重视修身养性才能成大事

  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上来讲,是相同的,只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志趣才显得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刻苦修炼、锐意进取的人,就志向远大,奋发有为;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就意志软弱,性情浮躁。所以圣人在教导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时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为,对给予他些什么东西很慎重,对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节制。所以《左传》中有句话说:“审察人的好恶,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于此了。”

  改造人性的办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总的原则是性格聪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闻的,要警惕把无知当高明;勇猛刚强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温和的,要警惕对人对事优柔寡断;恬静从容的,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广阔的,要警惕对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观察,马虎健忘。

  《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

  “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

  “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

  “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好善乐施、普济博爱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难,缺点是容易良旁不分,当滥好人;襟怀坦白、交际广泛的人,喜欢让所有的人都宽裕融洽,他不戒备结交的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反而认为性格坚贞是脾气倔强,从而越来越扩大他胡里胡涂与人来往的范围。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群众工作,很难让他去纠正、处置不良的社会风气。

  “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梗直倔强的人嫉恶如仇,不愿随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狭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点,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使他变的越来越孤僻、拘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完成无损人格、气节的任务,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工作;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注重行动的人羡慕那些凡事能打头领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过他们。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毛病,反而认为沉静就是停滞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锐气。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进取打先锋,不适于从事打基础、当后援的工作。

  “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性格沉静的人,对什么是都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他不克服自己由于冷静沉着造成的贻误良机,反而认为注重行动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头畏尾说成是优点。这种人可以让他做需要多动脑子的类似参谋的工作,很难交给他雷厉风行、捷足先登的任务;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密;纯朴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为人处事一味坦诚相见。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不能让他做保密工作。

  “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满腹机谋的人凡事都要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得让人人满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只推崇自己的玄妙高明。这种人应当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不能让他做查处违法乱纪的工作。”

  上面列举的这十二种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对判断一个人是否合乎中庸的品德,提出过这样一个标准,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天道运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永远处于虚灵愚蒙的心理状态;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明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有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享有的物质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这五条原则,就是从前贤明的君王所以能守卫天下的秘诀。

  《左传》中有言道:“不首先制造混乱,不因富贵荣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权有势胡作非为,不违背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报复恼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谋取,不仁义的不去触及。”这九句话,就是古人赖以立身的原则。

  《玉钤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动不动显示出来,只能证明这个人很浅薄;有了过错自己还不知道,只能证明他智商低;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逊、招人怨恨的,大祸就要临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抛弃他;文过饰非、挖空心思掩盖过失的,定要灭亡;表面愤怒但没有威慑力量的,将会受到侵犯;好纠集团伙、欺辱别人的,必定遭殃;杀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对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怠慢,将会带来凶险;与别人相处而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最后将被孤立;亲信奸诈的人,疏远忠实的朋友,这种人必然灭亡;听信谗言、抛弃贤良的,这只能使自己处于昏庸无知、不明是非的状态;暗地里封官许愿的,他的寿命不会长久;让女子去拜见官员、办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现淫乱;当官的部下暗中施惠于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办法邀功请赏的,到头来自己要下台;有名无实、假报功绩的,经济实力将会被逐渐耗损;肥了自己,克扣下属的,最终要被唾弃;给别人带来微薄的好处就希望人家重重报答的,到头来还是落空;奖赏有成绩的人时忘掉了最下层的人也应受奖,否则以后人家就不会为你出力了;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险的;为了安排一个人而设立官位头衔的,将会失败;让不仁不义的人出谋划策,是非常危险的;密谋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败;向人民征收的多,用之于民的少,这将导致民生调蔽。”凡此种种,都是帝王在提高自我修养时必须警觉的大道理。

  荀子说:“能说会做的是国宝,不会说会做的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而说得好听,却做得丑恶的人,则是国家的妖孽。”

  尸佼说:“心是身体的君主,天子把自己当作心,把天下当作身体,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诸侯把国家当作身体,把自己当作心,心不正,国家就要灭亡了。平民百姓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确,自身也就难保了。”

  所以,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说,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皇帝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越切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能责备自己,所以才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正心”的意义。

 

   12节:看你属于哪种类型的领导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荀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大臣只想着奉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尹文子又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像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像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像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恙,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总而言之,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第13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

  诸子百家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而作为领导者,必须对诸子百家的思想渊源和主要主张都有所涉猎,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取舍,只有这样,才可以学到身为领导而需要学习的智慧,以让自己在未来的决策中处于不败之地。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像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像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像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像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像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

  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必须端正名分。’因为世间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感到惋惜!”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儒家的信徒在编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哗众取宠独树一帜的。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还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东汉的 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91;,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尚书?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东汉陈蕃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他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荀悦说:“世有三游,都是德之贼寇。一是游侠,二是游说,三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尹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26/16/244664_5284077.shtml

 帝王学的智慧【卷二】 - ddmxbk - 木香关注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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